二、人民公社化时期(1958～1978年)

　　1958年秋，全县建成5个人民公社，实现人民公社化。人民公社为公社、生产大队、生产队三级建制，实行“工农商学兵一体”、“政社合一”的领导体制和公社一级核算的经济体制(至1959年春改为大队核算)。农户私有耕地、山林、耕畜和大农具等一律无代价入社，归公社集体所有。在“左”的思想指导下，取消农村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，搞亩产千斤稻、万斤薯“卫星田”活动，公社无偿抽调其下属生产大队的劳力、物资用于“大炼钢铁”或办其他事业；大办集体食堂，实行“吃饭不要钱”等。诸如此类违反客观实际的做法，挫伤群众积极性，且造成人力、财力、物力严重浪费。同时，取缔小商贩和集市贸易，改公私合营工商企业为国营或集体所有，提倡“小、土、群”(小规模、土办法、群众性)办厂，小工厂遍地开花。全民、集体工业企业从1957年的15家增为1958年的25家、1960年的56家，产值上升，而效益下降。为适应国民经济“大干快上”出现的资金短缺的严峻形势，金融部门执行“三要三给”(哪里要哪里给、何时要何时给、要多少给多少)的放贷方针，贷款规模严重失控。国民经济生产、流通领域一时出现混乱局面。
1961年冬，贯彻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》，确定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单位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的经济体制，并允许社员种适量自留地，搞适度的家庭副业，纠正人民公社化初期出现的“一平二调”(平均分配和无偿抽调劳力、物资)等错误做法，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，促进生产发展。同时，贯彻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，砍掉部分无效益或效益差的国营、集体工业企业，放宽对集市贸易的束缚，使城乡经济再现生机。
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开展“农业学大寨”，生产队推行“政治评分”，并把农民自留地、家庭副业和城乡集市贸易等当做“资本主义尾巴”割除。这些“左”的做法，再度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。同时，片面强调“以粮为纲”，限制多种经营，使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农副产品供应紧张。